文/李天豪

编辑/雪梨王

新冠肺炎康复者张雨欣终于回到了家里。

房间里残留着被彻底清洗过的痕迹——瓷砖地面上覆盖着白白的消毒水凝结成的泡沫，烤瓷鞋柜的表面已经泛黄，厨房灶台上有一大片水渍。冰箱里的食物、餐桌上的陈设，卧室里的被褥都已经被处理掉。

张雨欣不打算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了。今年4月，她被确诊后，她的老公、婆婆，以及7个月大的宝宝也相继确诊。张雨欣带着孩子住进了医院，转阴之后，因为租住地所属社区拒绝让她回家，一家人被迫在酒店继续隔离了7天。

但驱逐还远未结束。小区被封控半个多月，居民的生活秩序受到极大干扰，他们将怒火对准了在这里租住的张雨欣一家四口。业主群里，居民们埋怨将房子租住给他们的房东，逼迫房东将这一家四口赶走，甚至威胁说他们租住的是违章建房，如果不搬走的话，就去房管局投诉房东。本来是他们远房亲戚的房东不想麻烦缠身，只能催他们赶紧搬走。

离开前，张雨欣最后一次回到出租屋里，请了保洁来把房子打扫干净。她收拾了需要带走的东西，只装满了两个行李箱，大部分东西还都是孩子的。

被职场抛弃

出院后，张雨欣发现，想回到原来的生活秩序几乎不可能了。

这是一座房价高昂、寸土寸金的南方城市。张雨欣一家从邻近的小城搬来这里，白手起家，想要在这里攒出一套小公寓的首付。为了省钱，这几年，他们租的都是自己远房亲戚顶楼的天台，天台上只有一个小房间，他们又在旁边搭出了一间小厨房。每天早上，张雨欣和婆婆就是在这里做出一家四口的早餐和午饭，装进便当盒，省下在外吃快餐的伙食费。

这样精打细算、辛勤劳碌的日子本该继续下去，但眼下，原本租的地方不能住了，一家人得重新找房子。这时她很庆幸还好当时被通报的个人信息是“张某欣”，这个“某”字似乎成了她的护身符，让她还可以藏匿其后获得些许安稳。

不过这张护身符也仅对本不认识她的人有效，对认识她的人来说，她就是那个得过新冠肺炎的张雨欣。有几个朋友给她发来微信说，“半年内最好我们不要见面了吧，听说这个病复阳概率还挺高的”。收到这样的信息，张雨欣气愤又伤心，“我是真的把她们当成很好的闺密对待的，为什么要在我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往我伤口上撒盐呢？”

其中的一位朋友，是张雨欣某位同事的老婆。张雨欣索性愤怒地回她：“那好啊，最好让你老公也不要上班了，反正我是要回去上班的，你老公和我接触了多危险啊！”

但她最终也没能重回职场。因为婆婆的坚持，她和婆婆回了老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只会在家专心带孩子。她在这座城市打拼了八年，在这里遇见她老公，结婚、生子，除了生完孩子休息过一段时间，其他时间全都耕耘在自己的业务领域，也已经有些积累。但现在，可能全都要失去了，“这场病对我们全家来说真是个重创。”

因为患上新冠肺炎直接或间接失去工作的不止张雨欣一个人。5月29日，知名博主“我是小妖怪”在网络上发布视频，讲述自己因为得过新冠肺炎而被所就职的教育机构辞退的遭遇。看到这个视频，生活在某沿海省份的蔡雅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自己因为确诊新冠，而被公司不合理对待的经历。

当时，蔡雅婷所在的小区有多人确诊，她被集中隔离后也很快查出阳性。她第一时间通知了单位，公司领导让她不要告诉其他人，以免引起恐慌。但跟她密接过的同事都收到了来电通知，很快，全公司几千人都得知了这个消息，有些人在背后议论纷纷。公司随后发布公告称，蔡雅婷是在家确诊的，应由居住地街道管理，公司不对此负责，“其实到这一步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公司毕竟想正常运作，不想因为我确诊就停工了”。

但在她治疗康复期间，公司以同样的理由没有再给她发放工资、缴纳社保。蔡雅婷忍无可忍，决定向劳动局投诉。后者告诉蔡雅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劳动者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原因被确认为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而被采取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措施，导致其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者正常工作时的工资标准支付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期间的工资。”直到投诉过后，公司才联系蔡雅婷补齐了之前拖欠的工资和社保。

“但经过这件事，我也看透这家公司了。”蔡雅婷说。康复后，她选择了辞职。所在社区在她住院期间，未经她允许从她家人那里拿到了钥匙进行了室内消杀，很多生活必需品被扔掉了。现在，她坐在一片狼藉的房间里，重新投简历、找工作。

“可怕的是流言蜚语”

同样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冯薇薇甚至因此被男友要求分手。

冯薇薇是今年3月感染的。接到确诊电话后，她偷偷跑到浴室捂着嘴哭了很久，因为和父母同住，她的父亲也已经确诊，她不想让父母再伤心。

第二天给男友打电话前，冯薇薇的父母再三提醒她，不要告诉男友她阳性的事情。冯薇薇犹豫了很久，没敢说出口，“担心告诉他会影响到我俩的关系。”但经过几天的流调后，冯薇薇收到了男友发来的表示要分手的小作文。彼时她正在方舱隔离治疗，瞬间觉得天崩地裂。清醒过来后，她回了四个字：分就分呗。

“如果没有分手，我们现在可能已经领证了。”冯薇薇说，“当时我很乐观，觉得我在的城市最多四月封一下，五月份就可以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在5月20日那天去领证了。他跟我提出分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疫情改变了我整个的生命轨迹啊。”

被分手后的冯薇薇为了缓解痛苦，每天在方舱里刷社交媒体上的失恋开导帖。一个帖子上，有人发问，“大家能接受一个各方面都还可以，但得过新冠又治好了的对象吗？”下面有网友回复说：“找个健康的不行吗?”

出院后，冯薇薇在相亲软件上注册了账号，认识了一个聊得还算投缘的异性朋友。有一次，她试探性地发给对方一张自己在方舱里拍的照片，告诉他自己进过方舱。对方表示完全不相信，嬉笑地问她开什么玩笑。冯薇薇猜想他可能很难接受这个病，如果两个人真的交往了，自己应该不会告诉他这段与新冠有关的经历。

但冯薇薇又听人说，得过新冠可能会对生育有影响，她咨询了一些病友，又查阅了一些资料，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她总觉得这个事情像潜伏在生活中的一个定时炸弹，虽然现在看上去岁月静好，但不知什么时候会出问题，“现在虽然和他聊得很好，但万一他知道了呢？现在的一切可能都会消失吧。”

经历了这场疾病，冯薇薇觉得，“这个病本身根本不可怕，可怕的都是流言蜚语。”

“为什么要有这个病？！”

张雨欣觉得，这场病改变的不只是她的家、工作和生活，更大的影响是，他们一家人都变得战战兢兢、闻病色变。

最明显的是张雨欣的婆婆——她再也不敢待在这座大城市一分一秒，也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听到任何与“病”有关的词汇都会恐慌不已、情绪失控。前不久，张雨欣去医院做了个全身体检，各项检查基本都是健康状态，但查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她回家后告诉婆婆这件事，想之后给孩子查查有没有被感染。婆婆瞬间惊恐不已，用很高的声调说，“怎么又有传染病？怎么又被传染了？！”

张雨欣也每天生活在惊恐之中，但她更多的是担心孩子。如果孩子有哭闹、食欲不好或者任何异常反应，她都会想是不是新冠后遗症。她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刷和后遗症有关的各种帖子，仔细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越观察越比对就觉得越像是后遗症。每到这个时候她都会恨自己，为什么会感染新冠？为什么还把新冠传染给了孩子？

最近几天，孩子拉肚子比较严重，她又忍不住联想到新冠后遗症。深夜，她给朋友发微信说：“我真的好烦，我整天都在恐慌中度过。为什么要有这种病毒？”

生活在东北的方晴，也在确诊新冠后从“社牛”变成了胆小怕事的“社恐”。现在，她很恐惧出门和见人，她害怕二次感染，必须要出门的话也会带着酒精喷壶一路走一路喷。这种理智根本控制不住的恐惧会让她难受得喘不上气来。做完核酸检测，等结果的过程更是惴惴不安，晚上也怕得睡不着觉，“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煎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身为公务员的方晴是在下沉社区时，进入一家新冠阳性家庭后被感染的。方晴说自己没有后悔，因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但得病之后，身边人的态度却让她觉得，似乎自己不是受害者反而是过错者。

康复出院后，方晴被贴上过“小阳人”“封条户”“阳过的”“你们这种人”等等让她感到极不舒服的标签。同事们会猎奇般地向她打听各种症状，以及有没有后遗症，然后在啧啧称奇之后，再客套地“安慰”她几句：哎呀你别多想啦，你的毛病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周围的邻居看到她就做鸟兽般散开，和她住同一小区的同事给她送单位发的慰问品时，也是躲躲闪闪，生怕和她接触过密。

这样的情形甚至会让方晴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彻底好。男友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家，让她搬去自己那里一起住。但方晴坚持不去，“我害怕自己还有传染性，会传染给他。”

后来，方晴回了老家。父母为了她这些疑似“后遗症”的症状四处求医问药，甚至去找“大师”算命。逃离了工作的城市，方晴觉得好多了。在老家，除了父母，没有人知道她得过新冠，也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但是单位催她端午节后回来上班，眼看着复工时间一天天逼近，她又陷入了焦虑。

她努力地自我疗愈自我拯救。六月已经到了，即便是东北也进入了夏天。一个日光和煦的下午，方晴坐在外面晒了会儿太阳，暖融融的惬意让她觉得这个世上还有些值得珍惜的东西。“不强迫自己，接纳一切，包容一切，遵从内心、给自己力量，相信自己会有豁然开朗的一天。”她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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