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凡，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摘
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男性气质研究作为专门的学术领域在西方学术界兴起。通过从研究转向、核心取向以及重大议题这三个层面梳理当代男性气质研究的种种面向，可以呈现研究者的多元视角。这个学术领域的兴起，并不只是针对女权主义作出的回应，其关注的焦点也并不局限于性别解放的议题。该研究弥补了传统女权主义研究对男性身份不加区别的分析，同时也修正了早期"父权制"讨论中单一侧重制度与生产关系的考察。围绕男性气质展开的讨论，深受当代西方众多学术思潮的启发，开启了男性研究的新方向。多数学者认为，男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是父权制得以维系的文化基础。作为一项分析工具，男性气质被嵌入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史、文化史、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其他文化研究之中。
[关键词] 男性气质
女权主义
社会性别
后现代
父权制
一、导言
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问题，"女人是什么？"她声称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非常具有意义。与之相反，她认为男性永远不会著书立说去讨论他们的特殊处境，因为男性代表了正面的和中性的。然而，波伏娃没有料到的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男性气质研究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著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约翰·麦克因斯调侃地评价了波伏娃的观点，"似乎每个男人和他的狗都在写一本关于男性气质的著作"。[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对这一新兴的学术领域进行了介绍与研究，这些理论综述几乎都认为这一学术领域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笔者则认为，严格意义上该研究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代表了男性研究的新方向。而更偏向于自然科学或者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仍然是传统的"男性研究"，它们并没有专门论述"男性气质"这一问题。[２]该研究与"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流行大体一致，它伴随着性别研究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向而发生。[３]
新的学术突破主要来自社会学、社会史与文化史、文化人类学、文学与艺术批评、文化研究等领域。当然，在"男性气质"概念出现之前，社会科学并非不关注男性议题，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很早便开启了对 "父权制"的深入讨论。然而，"父权制"问题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范畴，其宏大叙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那么，这门称为"男性气质"的研究，缘何兴起，又新在何处？与"父权制"命题有何不同？又为新的性别书写开辟了哪些重大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将阐明该研究的核心关照，供感兴趣的学者商榷、讨论。
二、男性研究的转向
人类对男性的系统知识，最初来自古代解剖医学。此外，形形色色的伦理学、道德训诂以及规范男女行为的礼仪学说，都会讨论男女性别在社会层面的差异。然而，这些观念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在性别的生理基础之上。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关心解剖学的医学家与哲学家已经对性别差异进行了本质论描述。到了中世纪，由于神学禁锢，解剖学知识几乎没有进展。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现代解剖学的确立，男女有别的观念在科学话语中被进一步强化。[４]
自19世纪末起，随着精神分析科学的建立，学术研究对于性别的认识由生理基础转向内在人格。除了身体特征之外，性别意识的差异引发了学者的关注。弗洛伊德突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在性别化人格机制中的作用。他认为人的成长，需要克服童年阶段对于母亲的依恋，逐渐摆脱对于父亲的仇视，最终认可父亲所代表的一整套社会秩序。这一过程如果出现偏差，将导致负面人格甚至精神障碍。荣格拒绝了以性本能解释行为的观点，但他却比弗洛伊德更关心两性的人格差异。荣格提出了一对与性别相关的内在人格："阿尼玛"与"阿尼姆斯"，前者是男性心目中被压抑的女性化倾向，后者则潜藏在女性的人格深处。二者都被集体的社会意识压抑，不同于外在的"人格面具"。精神分析关心性别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参与人格意识。学者认识到，性别不仅仅建立在解剖结构之上，更与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５]然而，精神分析所谈论的"社会化"，又有别于后来的"社会建构"理论。它并没有逃脱本质论的窠臼，仍包含着某种先天预设的性别，也没有挑战对于两性既定角色的认识。
无论是解剖学或是精神分析的研究，都倾向于假设在所有文化系统中，个人基于性别经历着相同的社会体验，因而难以完全解释性别在文化系统中的差异。相关知识的突破最初源自人类学领域，它伴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扩张而完成。因此，在某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下，早期人类学家带有偏见地忽视了这种差异，而倾向从社会功能层面论证既有性别模式的合理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性别角色理论，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将性别定义为规范化的社会角色。它认为性别来自外在的"社会期望"，而不是精神分析所谓的"人格压抑"。通过家庭、学校、军队以及大众传媒，价值化的性别观念塑造了既定的社会角色。[６]比起非历史化的精神分析，这种理论更受到社会学家的青睐，因为它暂时解释了性别角色的社会变迁。然而，性别角色理论只观察男女在社会中各自承担的功能，并认为角色分配是与生俱来的规范，同时也是有益的社会秩序；却不思考角色为何基于性别被建构，因此同样没有超越"本质论"。
上述观念造就了一种现象：性别一旦偏离既定的"规范"与"标准"，就会被遗传学定义为"变异"，被精神分析诊断为人格"失衡"，被角色理论看成是实现特定身份的"障碍"。这些理论方法，后来被激进的遗传理论、优生学以及社会生物学广泛应用，以生物基础系统地解释两性的社会行为。在流行的畅销读物中，性别本质化的论调无处不在，强化了"性别来源于自然"的保守观念。[７]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涉及男性的研究，并没有专门研究"男性气质"问题，而是就某种"规范"与"刻板"的男性身份，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两性差异的合理性，却并不考虑性别与历史、社会以及权力之间的关系。
身体与相关的性别特征是一种天然的结合，同性恋研究最早挑战了这种观念。许多学者宣称，在历史上的许多社会中，那些与"同性恋"类似的群体，尽管有时也被道德诟病，但其男性气质却并未遭受系统性地审查。从中世纪开始，他们开始面临宗教所的审判，而到了近代，又开始接受精神病院的治疗，甚至监狱的禁锢。[８]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包含着一种大胆的预设：规范的男性气质，是某种强制性权力的产物，通过系统性的机构暴力得以维持。然而，最初的同性恋研究，并未独立提出"男性气质"的研究命题，也没有思考异性恋男性何以垄断它。
到了八九十年代，"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一类的术语，才逐渐成为热门的学术议题。这些概念的流行，也意味着自身的窘境。当下学术在讨论"男性气质"之时，更多是在"危机"与"终结"之类的语境中展开。严肃的理论不再迷信男性赋予自身的那些传统形象：阳刚、自信、坚不可摧……而经常将其描述为催发战争、犯罪、等级与压迫的诱因。处于这场危机中心的正是西方本土的白人异性恋男性，他们在长达数世纪帝国主义扩张中形成的自我与他者的叙事，被抨击暗含着男权主义、种族主义、阶级偏见以及西方中心论的成分。[９]
这种变化源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的文化转向。回看19、20世纪之交的女权主义先驱，与其他声援边缘群体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在其争取自由、进步的言论中，并没有直接攻击男性，也没有明确反对男性气质。相反，她们甚至致力于推动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性别角色。在第二波女权主义中诞生的激进派别，不再满足于在选举、教育与工作上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转而批判基于性别被强制施加的社会秩序。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直言不讳地宣称："一个人并非生而为女性，而是成为女性"，她号召"拒绝接受永恒的女性"（the eternal feminine）观念。[１０]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的奥秘》中，同样认为社会建构的角色才是女性被压迫的根源，它阻碍了女性成为完整的公民。弗里丹指出，社会对逾越规范的个人施以严厉的惩罚，而对遵循期待的女性倍加奖励。[１１]对男性气质的质疑也随即开始，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中指出，日常文学中充斥着大男子主义，将男性与"力量、残酷、冷漠、自负和财产紧紧连在一起"。她呼吁，唯有抛弃真实或虚幻的男性气质，性别压迫的制度才可以摆脱其情感与文化的授权。[１２]
女权主义使得建构理论成功地引入了性别领域研究，也开启了持续反思传统的思潮，并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形成合流。一些左派的思想者开始谴责那些仍然坚持"现代性"的派别，称他们为"义民主新殖""家长统治""国家资本主义""技术官僚""人类中心主义"……在这些常见批判术语中，自然也包括"男性沙文主义"。他们指出，在近代思潮下形成的"男性气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性别立场上的正义。可以说，八九十年代兴起的"男性气质"研究，建立在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共同挑战性别秩序的基础上。在这种语境下，权力为男性所垄断的社会结构遭受质疑，男性气质被定义为有待颠覆的"传统"、遭受挑战的"权威"、深受质疑的"真相"。[１３]基于这样的理论，各领域的学者开始重新定义基于性别而产生的社会身份。在新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框架下，男人的身份不再是 "生理性别"（sex），而更侧重"社会性别"（gender）。[１４]它首先关注社会文化如何定义、认识以及表现男性，思考"他"与道德、法律、科学、宗教以及社会习俗的关系。
学者对于男性气质的定义莫衷一是，然而，形形色色的阐释中又包含着相似的看法，它被理解为系统的"意识形态"、稳定的"话语型构"、无所不在的"符号象征"以及依附于行动的"表演"。更通俗地讲，它是某种假想的"身份认同"、强制性的"社会期待"，以及饱含成见的"刻板印象"。[１５]总之，新的研究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立场，主张将性别身份理解为"权力"与"话语"的 "建构"。男性气质是一种语言现象，而非传统道德所笃定不移的生物属性。[１６]所谓"雄性特征"（maleness）属于生物学关注的领域，而"男性气质"则属于社会学、历史学与其他文化研究的范畴，有必要充分考虑性别与阶级、亚文化、年龄、族裔以及其他因素的关系。男性在全球层面来说，从来没有分享过相同的男性气质，它在各自的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被解释、扮演与体验。[１７]
在这种视野之下，人类学、民族志、社会学、文化研究不再拘泥于考察某种剧本式单一的男性气质，而是呈现男性气质与社会文化之间具体而又丰富的关系。人类学家大卫·吉尔默（David Gilmore）的研究，首次将男性作为某种社会中现实的身份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他认为，"作为文化上施加的典范，男性气质不仅仅是个人心理学上的简单反应，更是社会公共文化与集体表现的一部分。"[１８]吉默尔利用人类学、弗洛伊德心理学以及女权主义研究的方法，调查了不同文化中的"男子气概"（文化认可的理想的男性气质）何以根深蒂固地确立了统治地位。在他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性别不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由多种社会结构共同影响的丰富变量。除了这种横向比较，一些致力于历史研究的学者开启了纵向的变量考察。他们最大的贡献，在于抛弃了线性演化的路径，不再试图勾勒出它在每个时段中的具体型态，而是将其作为分析工具，嵌入妇女史、家庭史、后殖民史以及政治文化史之中。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考察男性气质如何被"定义"与"建构"。[１９]
这些理论与方法重新建构着 "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主流"与"另类"之间的关系。这种新的转向意味着要完全理解男性气质，需要关注权力的"边缘地带"——劳工阶层、同性恋、有色人种、移民等群体，当然还包括作为男性"完全意义上"对立面的女性。只有去倾听这些被主流男性气质湮没的故事，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某种"完全意义上"的男性霸权：我们所耳熟能详的西方社会历史上惊人的"伟大成就"，如何被本土出生、中产阶级的、白人、异性恋、男性所创造。这种理想始终排斥着主流男性之外的群体，制造着纠缠不休的社会"焦虑"。[２０]这种从边缘反观中心的视角，为打破单调、枯燥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可能；又从另外的角度提醒研究者，男性气质并非总是与男性身份相关，但它始终与权力发生着关系。
三、关注权力与压迫的路径
对于男性身份背后权力的思考，最早是在反对"父权制"的语境下发展而来。而"母权制""父权制"一类术语，最初是由研究血缘组织、劳动分工与社会形态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提出。他们从宏观层面考察家庭、国家、社会的立法原则，以及权力演进的发展规律，对身份政治的话题则触及甚少。[２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父权制"概念被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其中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著名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结合》颇具影响。哈特曼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同时也批评了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她尖锐地指出，在批判父权制的两大流派间"婚姻"是不平等："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合二为一，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些将二者结合的当代理论，几乎都是将女性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将女性定义为劳动阶级，使得性别关系被置于劳资关系之下，在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加以分析。哈特曼认为，资本与私有财产的确会给女性带来压迫，然而却并不是她们作为"女性"被压迫的全部原因。仅仅是资本与私有制的终结，未必会消除对于女性的压迫。当女性走向社会，享受与男性相同的劳动权利时，她们身上的家庭负担并没有解除，甚至还增加了来自公共世界的压力。哈特曼因此呼吁，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需要更有力的结合，性别范畴不能简单地置于阶级分析之下，而需要在生产关系之外寻找更多分析父权制的路径。[２２]
哈特曼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也鼓舞了更多学者去考察性别运作的机制，如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出版了《男性统治》一书来探讨性别的再生产体系。布尔迪厄严格意义来说并非女权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却对社会中权力的动态关系尤为感兴趣。他重新反思一个在阶级斗争视角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不平等的象征秩序在现实中受到广泛的尊重，甚至受到那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尊重？布尔迪厄认为，性别不平等为这种悖论提供了丰富的例子，他发挥了他有关"阶级品味""文化资本"的理论，认为性别构成了阶级类似的范畴。除了传统叙述强调的"制度结构"（structure of institution）外，他还格外重视两性在"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上的差异。那些看似是个人偏好的"趣味"（taste）、"性情"（disposition）与"习惯"（habitus），本质上是社会根深蒂固的身份标识。[２３]因而，所谓"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背后是一整套维护财富与权力地位的再生产策略，它们将妇女排除出"严肃的事情""公共事务"，尤其是"与经济相关的事务"。其中，高度性别化的知识技能、文化观念、教育机制以及社会网络，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布尔迪厄与哈特曼一样，过于侧重制度分析，而相对轻视语言在性别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基于这种新的认识，后结构主义者进一步聚焦话语在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开始强调主观的认识、信念、欲望、能动性，而非客观的物质基础、经济条件、社会结构。这种分析的模式使得性别结构变得更为散漫，充满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人类的性别表达被固化为"同性恋""异性恋"的身份，是19世纪医学与法律话语定义的结果。遗憾的是，他本人并没有过多涉足性别与规训的讨论。然而，这种理论却启发了大量学者，他们转而研究作为"主体性"的男性气质。这种方法强调性别身份的流动性，关注人类的思想结构与语言模式如何建构身份的主体性。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男性/女性的稳定的二元结构，与福柯所言的同性恋/异性恋的划分一样，同样是语言所赋予身体的象征符号。此外，他还关注行动在性别生成中的作用，提出了性别的"表演"理论。她认为，性别是被男性和女性"完成"的，而不是"拥有"的。结构化的性别认同，需要通过持续的风格化"表演"（Performance），最终被断定为与生俱来的身份。[２４]
男性的经验与意识不再被置于本质化的"父权制"体系中，其主体性处于不断的变化与重塑中。这种视野为多元的男性气质理论打开了契机。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不再简单地将权力与男性划等号，指出男性与"霸权"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灵感源自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将"霸权"的概念从阶级斗争挪用到性别统治上。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认为阶级统治合法化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劝说，而不是直接的暴力。精英阶层要实现政治行动中的霸权，需要与不同群体展开斗争与联合。康奈尔由此提出，在一定的社会与历史中，总有一种"霸权的"男性气质为文化所歌颂，为父权制提供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理想间存在着"霸权""依附""共谋""边缘"等多重关系。康奈尔并不是机械地理解阶级、种族与性别的关系，即认为在这些范畴中占据越高等级的个人，就一定拥有更大的权力。她指出，拥有机构权力或者大笔社会财富的男人，在个人生活中可能与"霸权"相距很远。只有当文化理想与机构授权相互一致时，"霸权"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其他社会成员在自身"被支配"的同时，通过对其"模仿""挪用"，甚至与之"共谋"，享受着父权制排斥女性所带来的"红利"。[２５]
康奈尔代表了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后结构主义者。相比之下，杰夫·赫恩（Jeff Hearn）则代表了那些吸收、借鉴了后结构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性别是社会的建构，这与大多数后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相比康奈尔对于男性权力的解构，赫恩则坚持认为，男性在集体层面上应该被视作某种"性别阶级"（gender class）。尽管他也承认白人异性恋男性群体要比其他群体占据更高的地位，但他并不主张用男性内部结构的差异，去替代马克思主义对普遍父权的批判。因为就整个体系而言，无论个体的男性地位如何，也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压迫，总体来说，所有男性都从性别的身份上获利。赫恩指出，承认男性间的联合与差异固然重要，而认识到男性作为一个性别阶级，其内部存在着看似复杂但却单一的结构，几乎同样重要。他呼吁有必要从讨论"霸权的男性"，重新回到"男性的霸权"上来。[２６]
与上述批判男性气质的声音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避免发表过于激进的言论。马歇尔·考夫曼（Michael Kaufman）在《超越父权制》的序言中，意味深长地呼吁，需要重视男性气质对瓦解父权制可能发挥的潜在价值。他指出，这种颠覆性的力量有着漫长的道德传统，"我们也不应该被男性气质的主流定义所愚弄，忽视许多男人同样关心和投入的养育和爱。"在之后的研究中，考夫曼将压迫的感受转向男性自身，在父权制体系下，男性在获得权力的同时，同样体验着痛苦。一个男人能否与男性气质建立联系，并不简单取决于他的性别，而取决于他作为男性行使和控制权力的能力。在成功的道路上，个人需要面对着世俗性的力量。情感的淡漠，增加了男性追逐权力的社会资本，却也强化了男性压制内在人格的信念。[２７]
后来的很多批评家，显然并没有留意考夫曼的忠告，而逐渐走向性别政治的对立面。达米安·里奇（Damien Ridge）点破了对女权主义的厌倦情绪："日常的生活现实，似乎与这种论述并不一致。正如唐纳德·特朗普成功当选的事实表明，许多被剥夺权力的白人异性恋男子，似乎认为自己并没有权力。他们生活在一个绝望的地方，远离精英们所认同的世界秩序。"当代保守主义领袖、施特劳斯派代表人物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从政治学与历史传统的角度为男性气质进行辩护。在其一贯的保守主义论调中，却不难读出更深层次的写作意图，即对自由主义及其催生的女权主义政治保持警惕。[２８]保守主义的复兴，触发了对于女权主义的抵制。大批作家开始纷纷强调，男性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受到刻板印象的束缚，被女权主义者与其他左派思想界误解、诋毁与恶意攻击。然而，这些保守主义者对权力问题往往避而不谈，也很少关注遭受不公待遇的"他者"。[２９]
许多学者开始同样将男性看作父权制的受害者。一些使用新荣格主义方法的学者，强调权力并不仅仅造成肉眼可见的伤害，应当关注男性气质制造的精神创伤，由此扩宽了对于性别"压迫"的理解。由罗伯特·贝莱（Robert Bly）开启的"神话诗歌"流派，是其中不得不提的代表。他所写的《铁人约翰》一书，并不是严肃的学术性著作，更像是一本神话诗集。书中以铁人约翰的童话为象征，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如何在"野人"的带领下，重新找回"金球"的故事。贝莱借此寓意男性重新审视精神世界的过程。他认为工业革命打断了父子共同劳动与相处的模式，男人由此陷入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激烈竞争。这打破了荣格所谓"阿尼玛-阿尼姆斯"平衡，使得男性的内在人格更多地偏向女性意识。然而，世俗社会又呼唤阳刚、正直、充满抱负的男子汉。[３０]"神话诗歌"中的怀旧忧思，在那些聚焦权力的学者看来，虽然富有诗性，却也尤不实际，因为正是权力与痛苦的怪诞结合，造就了男性内在的主观体验。
无论争议如何，贝莱强调的精神分析的方法，迥异于那些重视"客观性"的社会学研究。与他正好相反，维克多·塞德勒（Victor Seidler）则从社会与历史层面，考察男性的"内在生活"。塞德勒认为，男性饱受的精神创伤，是在社会建构身份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他拒绝了贝莱有关人格"原型"的荣格理论，将研究重点转入历史分析。与那些批判启蒙思想的女权主义产生共鸣，塞德勒认为18世纪以来"理性"的建构是高度性别化的：启蒙时代的精英将"智力""理性"授予男性气质，而将"情感""非理性"归为女性气质。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这种现代观念如何支持性别不平等，而是如何塑造现代意义上公共与私人分离的空间概念，它使得性别意识更为对立。塞德勒指出，在绝大多数西方的社会中，除了愤怒之外，男性并不被期待在公共生活中流露其他情感。这种性别化的情感机制，被启蒙时代以来建构的知识模式不断强化，同时又与历史上基督教的罪感文化相契合。[３１]然而，塞德勒的理论方法，却又忽视了精神分析学科在性别能动性方面作出的有益探索。
四、性别书写的新议题
男性并非与生俱来的性别，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立足于这一认识，男性气质研究展开了一系列新议题的讨论。不同于精神分析关注个人成长的经历，新的研究所讨论的"社会化"与男性的"生命历程"，更侧重社会文化与外在机制。社会所认可与期待的"标准"男性，"他"是漫长的社会教育与培养的产物。安妮·伦巴第（Anne S. Lombard）的《制造男子汉》利用了个人日记、法庭记录与医学文献等资料，考察新英格兰定居的清教徒培养男子汉的社会机制。成为男性并非只意味着生理发育的成熟，而被看作是某种摆脱所依赖女性、走向可效仿男性的过程。社会为男性树立了成熟的榜样，那些克制个人情欲、努力为家庭和国家作出贡献的男性，受到了社会的集体崇拜。杰拉尔德·汉德尔（Gerld Handel）以更为微观的视角，聚焦了一个普通工人社区中的男性，如何在人生各个阶段经历着角色的蜕变。这项研究细致地展现了普通白人男性"成为男性"而非"生为男性"的各种社会场景。[３２]
在私人化的场域中，男性的家庭角色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研究者对于父亲身份的理解，在新的学术话语下发生了变化。社会越来越期待男性打破刻板的家庭形象，如迈克尔·兰布（Michael E. Lamb）等人的研究发现，父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这种描述下，父亲的角色被理解为自由建构的身份。不同的社会都强制地形成法律与制度，促成男性有别于女性的家庭身份，它涉及婚姻制度、劳动分工以及性生活等领域，深刻影响着规范性男性气质的建构。[３３]男性气质同样获得了性经验、身体与同性恋研究的关注。男性气质被认为与厌女症和恐同症相关，它通过对身体与性行为的严格控制，将异性恋男性定义为专门的类别。为了使身体、性经验与性别建立固定的意义，需要形成强制性的异性恋文化。性别在规范性行为的标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异常的性行为多种多样，然而社会却强制界定性别与性行为的关联。其他的"异常"行为，并没有形成如此稳定的身份认同。夏娃·塞奇维克评论说，"他或她必然被分配为男性与女性，现在也被认为必然可以被分配为同性恋与异性恋，这种二元划分充满了歧义，无论多么令人困惑……却没有在文化中留下任何商讨的空间。"[３４]
新的研究将性别从男女之间的私人领域转向了阶级、种族、国家等更多公共维度。盖儿·彼得曼（Gail Bederman）的《男子气概与文明》揭示了美国社会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的关系。她以黑人拳击手击败白人所引发的社会骚乱为个案，揭示了种族主义者在面对挑战时流露的性别焦虑。其后，她又追踪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男性理想，阐释了这些观念如何服务于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利益。亨利·弗伦奇（Henry French）等人的《男性庄园》是第一部专门针对英国拥有地产的绅士阶层的研究，使用的资料是1680至1900年间英格兰全境19个家庭的4000多封信件。其中记录的不是冠冕堂皇的道德训诂，而是历史学家近年来感兴趣的主观经验。艾丹·贝蒂（Aidan Beatty）对比了英语、爱尔兰语以及希伯来语中不同的档案资料，追溯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如何汲取犹太人反抗种族压迫的经验，重新塑造自尊并且高度性别化的政治形象。[３５]
男性气质何以在公共领域确立权力，公民权与性别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杰夫·赫恩的《公共视野中的男性》探讨了公共权力与男性统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父权制的考察，不应当局限在男人对女人确立的统治，而应着眼于公共领域如何确立对私人领域的统治，后者使得性别问题有机会上升到对国家政治的考察。马克·凯南（Mark E. Kann）在《男人的共和国》中指出，美国的建国一代立志打造民主与平等的"男性共和国"，又担心那些"闲杂男性"会威胁它的建立与稳定。于是，他们在政治与社会活动中，频繁使用"家庭男性"的典范形象。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男性被赋予公民权，而与之共同奋斗的社会底层被剥夺了公民权。露丝·布鲁赫（Ruth H. Bloch）追溯了男性气质如何排斥妇女参政。她发现，18世纪的美国盛行着"共和母亲"的修辞，女性被视为共和美德的重要来源。这并不代表妇女政治地位的显著提高。现代共和政体不再区分那些投身于公共事务的"正直男性"与那些仅仅追求个人利益的"势利小人"。美德被视为权力之外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它不再为男性气质所独有，而成为女性气质最好的隐喻。[３６]
男性气质如何维持机构化的国家机器，如何依靠政府、军队、工厂、监狱、学校、体育获得权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达娜·布里顿（Dana M. Britton）等人的研究表明，尽管军队提供了滋生同性性行为的场域，也尽管性行为对象与战斗能力的关系很小。然而，军队成为最严厉镇压同性恋的机构，这表明国家机器将男性气质看作维护武装力量的重要途径。迈克尔·布朗的《像一只忠诚的军队》展现了维多利亚时期公共医疗机构中的工作者，挪用男性气质的军事修辞，提高自身社会地位，他们同贵族的私人医生展开竞争，在公共卫生事业中发展了现代医生新形象。乔克·菲利普（Jock Phillips）的研究发现，政府机构也经常利用男性气质来治理社会。20世纪初，新西兰移民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性别失衡，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在不同时期，政府通过使用男性气质的不同修辞，对社会暴力、军事动员、家庭与社区管理进行操控。克里斯汀·休厄德（Christine Heward）描绘了英国的学校通过校规、服饰、学术等级以及体育运动等方式，塑造受人尊敬的男性气质以及中产阶级家庭对待性别与阶级的态度。[３７]
相对于机构化的权力而言，知识结构的男性化显得更不易察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知识生产中积累了难以跨越的性别壁垒，而男性气质悄悄渗透到了学科与知识建构的基础中。在《旧情人：女性、艺术与意识形态》中，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ck）并不满足于提醒人们曾有大量被遗忘的女性艺术家，而是思考"艺术"与"艺术家"如何成为一个完全男性化的概念。她指出，在构成艺术史的话语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女性艺术家被描述为男性同行的追随者与学生，她们的作品缺少某种男性"艺术家"创作的核心价值。女性制作的"装饰意义上"的作品，不足以被保存、策划、展览以及解释。玛丽·迪根（Mary J. Deegan）的研究表明，通过垄断或者重新定义男性气质，男性确立了在学术内部的优势地位。她指出，芝加哥学派的女性学者最早倡导社会科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但在后来的学术史中，这种方法及其背后的科学意识逐渐与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３８]
在制度与知识结构之外，男性气质还通过形形色色的艺术表现，建构虚构中的美好形象。琼·兰德斯（Joan B. Lands）的《让国家视觉化》敏锐地注意到革命视觉文化中男性化的政治宣传。大革命时期，国家被描绘为理想的女性形象，使得爱国主义中融入了男性集体的政治意识。尽管政治领导层怀疑女性气质的危险，并担忧视觉图像的诱惑力，却仍然借助广泛传播的女性形象，破坏专制主义传统男性气质背后的国家形象。杰森·索林格（Jason Solinger）的《成为绅士》考察了一系列涉及男性气质的文本，将"成为绅士"视作文化资本进行的话语斗争。对性别、阶级和劳动的现代概念，是伴随着重新定义绅士的过程而出现的，它通过与男性行为相关的书籍、小说、诗歌与流行杂志而被民众所接受。[３９]
五、结语
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研究借鉴了女权主义的有益经验，也很大程度上克服了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既往的研究一味针对男性霸权进行批判，而忽略权力构架更为复杂的关系。性别不仅仅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关系，它也是男性与"自我"以及男性"内部"之间存在的复杂结构。"成为"男性，意味着获得某种性别层面上的霸权，但这一过程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并非所有男性都获得了同等权力，绝大多数成员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少数女性甚至会因为与男性气质间的关系，占据某种容易被忽略的优势地位……这些新视野拓宽了父权制命题下性别的传统叙事，促使研究者思考权力运作的其他可能维度，涉及到国家、阶级、种族以及其他社会与文化的重要范畴，也由此推动了性别研究从私人领域转向更多公共领域的话题。作为一种权力分析的工具，男性气质引起越来越多学科的广泛关注。
另一方面，男性气质研究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性别研究更侧重女性议题的现状。相关领域的学者仍然以女性为主，其研究的立场也大多基于女性视角展开。而男性学者的参与，以及男性问题的讨论，虽然取得了明显进步，却仍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在关注男性群体在社会文化中真实处境的同时，学术研究应当避免仅仅关注男性的自我利益而压制女性诉求的倾向。新的学术成果同样触及了过往研究中的性别盲点，为搭建客观多元的学术研究，以及男性重新参与讨论提供新的契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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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H. M. Parshley trans., London: Lowe and Brydone LTD., 1956, pp.14-15; John MacInnes, The end of masculinity: The confusion of sexual genesis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modern society, UK: McGraw-Hill Education, 1998, p.2.
[２]国内学者的综述与介绍，可参见方刚：《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理论概述》，《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舒奇志：《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理论研究发展概述》，《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刘岩：《男性气质》，《外国文学》2014年第4期；詹俊峰：《性别之路：瑞文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探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隋红升：《跨学科视野下的男性气质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这些综述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澳大利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的相关表述，她在《男性气质》中，系统地梳理了男性相关的学术研究如何从临床医学知识发展到社会学关注的焦点。这样的划分，对于不熟悉该领域的其他学者，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实际上，康奈尔自身也将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研究，称为"新的社会学方法"，参见Raewyn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2nd edi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3-45.
[３]相关术语的词频统计数据可查阅网站，见https://www./dictionary/english，2021年7月1日。
[４]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与罗马时代的盖伦，对此都有丰富的著述，详见Thomas W.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５]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参见S. 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in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SE), vol.19, London: Hogarth, 1961, pp.3-66; "The infantile genital organization", in SE, vol.19, pp.141-145;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 in SE, vol.19, pp.173-179; E. Jung, Animus and Anima, New York: Spring Publications, 1969; E. Jung, Aspect of Masculin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更多心理学家的讨论，可参见Raewyn Connell, "Psychoanalysis on masculinity", in Harry Brod and Michael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1-38.
[６]"性别角色"理论代表性观点，可参见Talcott Parsons, Family, Socialis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53; Joseph Pleck, "The male sex role", 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76, vol.32, pp.155-164.更多详见 Raewyn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pp.21-27.
[７]该类畅销书，可参见J. Gray,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R.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1979; D. Kevles and L. Hood, The code of codes: Scientific and social issues in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B. Sykes, Adam's Curse: A Future Without Ma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4.
[８]"同性恋"是近代医学概念下出现的身份，相关研究可参见John A. Symonds, A Problem in Modern Ethics Being an Inquiry into the Phenomenon of Sexual Inversion, Glasgow: Good Press, 1891; M. Hirschfeld, The Homosexuality of Men and Women, 1914, translated by Michael A. Lombardi-Nash,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0;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he Use of Pleasure, trans. by R. Hurley, New York: Parthenon Books, 1985; David Halperin, 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And Other Essays on Greek Lov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15-40.
[９]男性气质的"危机"，参见 Lynne Segal, Slow motion: Changing masculinities, changing me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7 (first edition 1990), xvii-xviii；Lionel Tiger, The Decline of Male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Herb Goldberg, The Hazards of Being Mal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6.男性气质的"终结"，参见John MacInnes, The end of masculinity, 1998; John Stoltenberg, The End of Manhood: A Book for Men of Conscience, New York: Dutton Press, 2000.危机中的"白人异性恋男性"，见Sally Robinson, Marked men: white masculinity in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chael Kimmel, Angry white men: American masculinity at the end of an era, UK: Hachette, 2017.
[１０]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p.273, p.14.
[１１]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3, pp.12-27.
[１２]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16-22.
[１３]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启发，可参见Linda Nicholson,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0；Brian Taylor, Responding to Men in Crisis: Masculinities, Distress, and 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2005.
[１４] Maurice Berger, Brian Wallis, and Simon Watson, 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1-6；关于社会性别理论与性别的建构论，更多可参见Rachel Alsop, eds., Theorizing Gender: An Introductio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2002.
[１５] 对于男性气质的不同定义，见M. Mac an Ghaill, eds., Men and Masculinities: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Practice,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2003, pp.4-5; Harry Brod and Michael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10; Nigel Edley, Men and masculinity: The basic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22-52; R. Adams and D. Savran, eds., The Masculinity Studies Reader,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2, pp.1-8; Connell, Masculinities, xi-xxv; Reeser, Masculinities i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p.20-49.
[１６] Raewyn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pp.67-71; MacInnes, The end of masculinity, pp.14-16; Todd Resser, Masculinities i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1, pp.51-52.
[１７] John Beynon, Masculinities and culture, UK: McGraw-Hill Education, 2002, p.3.
[１８] D. Gilmore, 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6.人类学研究，也可参见Andrea Cornwall and Nancy Lindisfarne, eds., Dislocating masculinity: Comparative ethnographi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１９]传统历时分期的方法，见Peter Stearns, Be A Man! Male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9; Clyde W. Franklin, The Changing Definition of Masculinity,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1984, pp.3-8; Herbert L. Sussman, Masculine identities: The history and meanings of manliness,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12；历史学的新方法论，见Karen H., Alexandra S., "What Have Historians Done with Masculinity? Reflections on Five Centuries of British History, circa 1500-1950", in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44, no.2, 2005, pp.274-280; John Tosh, "The History of Masculinity: An Outdated Concept?" in Arnold, J. H. and S. Brady, eds., What is Masculin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7-34; Simon Yarrow, "Masculinity as a World Historical Category of Analysis", in What is Masculinity? pp.114-138.
[２０] Michael Kimmel,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6.
[２１]早期学者对父权制的经典讨论，见Bachofen, Johann Jakob, Mother Right: 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nd Juridicial Aspects of Gynecoc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as Mutterrecht) (1861),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6; Lewis Henry Morgan, Ancient Society: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1877),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3; Friedrich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ress, 1972.
[２２]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Capital & Class, vol.3, no.2, 1979, pp.1-33.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对父权制的分析，还可参考Øystein Gullvåg Holter, Gender,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A social forms analysis, Oslo: Work Research Institute, 1997.
[２３]布尔迪厄的讨论，详参见Pierre Bourdieu, Masculine Domination (1998), trans.by Richard Nice, 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关于"制度结构""认知结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以及"习惯"等概念的讨论，可参见pp.13-18, pp.55-56, pp.92-93, pp.83-88, pp.104-106.
[２４]巴特勒的理论可参阅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Judith Butler,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２５]康奈尔"霸权型男性气质"理论，重点参见Raewyn Connell, Masculin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67-86; 更多可参见R. Connell, Male Roles, Masculinity and violence: A Culture of Peace,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00; Mike Donaldson, "What Is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vol.22, no.5, 1993, pp.643-657; Demetrakis Z. Demetriou, "Connell's concept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A critique", Theory and Society, vol.30, no.3, 2001, pp.337-361; James W. Messerschmidt, Hegemonic masculinity: Formulation, reformulation, and amplificatio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8.
[２６]对话语理论的吸收，参见Hearn, "Theorizing men and men's theorizing: varieties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men theorizing of men", in Theory and Society, vol.27, pp.781-816."性别阶级"的概念，更多可参阅Hearn, Men in public ey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2; Hearn and D. Collinson, "Theorising unitis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between masculinities", in H. Brod and M.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Sage, pp.96-118; Hearn, "From hegemonic to the hegemony of men", in Feminist Theory, vol.5, no.1, 2004, pp.49-72.
[２７] Michael Kaufman, ed., Beyond patriarchy: Essays by men on pleasure, power, and change,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xvi; Michael Kaufman, "Men, feminism, and Men's Contradictory Experiences of Power", in Brod and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pp.142-164.
[２８] Damian Ridge, "Games People Play: The Collapse of 'Masculinities' and the Rise of Masculinity as Spectacle", in J. Barry, etc.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Male Psyc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Champaig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205.保守主义的代表，可参阅Harvey C. Mansfield: Manlin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２９]"男性权利运动"强调男性自身困境与被忽视的权利，参见Herb Goldberg, The Hazards of Being Male; R. Doyle, The Rape of the Male, MN: Poor Richard's Press, 1976；G. Gilder, Sexual Suicide, New York: Bantam Press, 1973; 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95."解放论者"认为，男性气质同样伤害男性，参见Sawyer, "On male liberation", in J.H. Pleck and J. Sawyer, eds., Men and Masculinit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pp.170-173; M. Fasteau, The Male Machine,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W. Farrell, The Liberated 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D. David, R. Brannon, The forty-nine percent majority: The male sex role, Random House, 1976;"守约者"认为，男女应当遵守宗教传统与社会习俗，参见D. Claussen, Standing on the Promises: The Promise Keepers and the Revival of manhood, Cleveland, OH: Pilgrim Press, 1999; J. Bartkowski, The Promise Keepers: Servant, Soldiers and Godly Me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３０] Robert Bly, Iron John: A Book About Men, Mass.: Addison-Wesley, 1990；荣格的研究，参见E. Jung, Animus and Anima, New York: Spring Publications, 1969; E. Jung, Aspect of Masculin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神话诗歌"流派，还可参见John Rowan, The Horned God: Feminism and Men as Wounding and Heal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３１] Victor Seidler, Man Enough: Embodying Masculinities, UK: Wiltshire, 1997, pp.14-16.对历史上"主观性"的研究，见Seidler, Rediscovering Masculinity: Reason, Language and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Seidler, Unreasonable Men: Masculinity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4; Seidler, Man Enough: Embodying Masculinities, UK: Wiltshire, 1997.
[３２] Anne S. Lombard, Making manhood: growing up make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Gerald Handel, Making a life in Yorkville: experience and meaning in the life-course narrative of an urban working-class ma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人生历程与社会化，可参阅Joseph Kett, Rites of passage: Adolescence in America, 179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John Demos, Past, present, and personal: the family and life course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３３]强调父亲的育儿角色，见Michael E. Lamb,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1981; Samuel Osherson, Finding our fath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父亲身份的建构，见Ana Jordan, The new politics of fatherhood: Men's movements and masculinities, New York: Springer, 2019; Barbara Hobson, ed., Making men into fathers: Men, masculinities and the social politics of fatherh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omas Johansson and Jesper Andreasson, Fatherhood in transition: Masculinity, ident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Springer, 2017.
[３４] Jeffery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190;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p.151; Eve K.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2.性经验及同性恋最新研究，可参考Robert J Corber, Homosexuality in Cold War America: Resistance and the crisis of masculi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iovanni Vitiello, The libertine's friend: Hom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Sean Brady, Masculinity 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Britain, 1861-1913, Berlin: Springer, 2016.
[３５] Gail Bederman, Manliness &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7; Aidan Beatty, Masculinity and power in Irish nationalism, 1884-193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种族、阶级与国族认同，更多可参阅Thomas R Metcalf, "Colonial Masculinity: 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Victorian Studies, vol. 39, no.4, 1996; Ann McClintock,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London: Routledge, 2013; Martin Anthony Summers, Manliness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Black middle cla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sculinity, 1900-1930,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Henry French and Mark Rothery, Man's estate: landed gentry masculinities, 1660-19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Richard Smith, Jamaican Volunteer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Race, masculi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tthew basso, Laura McCall and Dee Garceau, eds.,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culture of manhood in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３６] Jeff Hearn, Men in the public ey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public men and public patriarch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Mark E. Kann, A republic of men: the American founders, gendered language, and patriarchal polit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8; Ruth H. Bloch, Gender and Morality in Anglo-American Culture, 1650-18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男性气质与公共生活，更多可参阅Stefan Dudink, Karen Hagemann and John Tosh, eds., Masculinities in politics and war: gendering modern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Stefan Dudink, Karen Hagemann and Anna Claek, eds., Representing masculinity: male citizenship in modern Western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Robert B. Donald, Manhood and patriotic awakening in American Civil War: The John E. Mattoon letters, 1859-1866, Maryland: Hamilton Books, 2008; Marjorie Levine-Clark, Unemployment, Welfare, and Masculine Citizenship: So Much Honest Poverty in Britain, 1870-1930, Berlin: Springer, 2015.
[３７] Dana M. Britton, and Christine L. Williams, "'Don't Ask, Don't Tell, Don't Pursue': Military Poli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eterosexual Masculinity", i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ol.30, no.1, 1995, pp.1-21; Michael Brown, "'Like a devoted army': medicine, heroic masculinity, and the military paradigm in Victorian Britain", in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49, no.3, 2010, pp.592-622; J. Phillips, "Mummy's boys: Pakeha men and male culture in New Zealand", in P. Bunkle and B. Hughes, eds., Women in New Zealand Society, Aleen & Unwin,1980, pp.217-243; Phillips, "Rugby, War and the Mythology of the New Zealand Male", i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 1984, vol.18, pp.83-103; Christine Heward, Making a Man of Him: Parents and their Sons' Education at an English Public School 1929-50, London: Routledge, 1988.更多男性气质与代理机构，可参阅Varda Burstyn, The Rites of Men: Manhood,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Spor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 David G. Barrie, Susan Broomhall, A History of Police and Masculinities, 1700-2010, London: Routledge, 2012; Matthew Maycock, Kate Hunt,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Prison Masculinit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３８] Griselda Pollock and Roziska Parker, Old Mistresses: Women, Art, and Ideology, New York: Pantheon, 1981；Griselda Pollock, Vision and Difference: Femininity, Feminism, and Histories of Ar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Linda Nochlin, Women, Art and Power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Mary J. Deegan, Jane Addams and the men of the Chicago school, 1892-1918,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8; Mary J. Deegan, Annie Marion MacLean and the Chicago Schools of Sociology 1894-1934, New York: Routledge, 2014.更多学科建构，可参阅Charlotte Hooper, Manly States: Masculinit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Heather Ellis, Masculinity and Science in Britain, 1831-191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３９] Joan B. Lands, Visualizing the nation: gender, representation and re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Jason Solinger, Becoming the gentleman: British literatur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1660-1815, New York: Springer, 2012.更多相关研究，可参阅Joseph A. Kestner, Masculinities in Victorian painting, UK: Scholar Press, 1995; Andrew P. Williams, ed., The image of manhood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Viewing the male, Connecticut: Green Press, 1999; Karl M. Kippola, ed., Act of manhood: the performance of masculinity on the American Stage, 1828-182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Karen Bourrier, The Measure of Manliness: Disability and Masculinity in the Mid-Victorian novel,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5; Jachinson Chan, 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ies: From Fu Manchu to Bruce Lee, New York: Routledge,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