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记：这并非一篇精心写作的散文，而是我在“‘我们的城市’论坛”上的发言稿。“我们的城市”论坛是一个聚焦于城市问题的市民论坛，这次的主题是“回家过年？！——城乡之间的春节难题”。本来，我的任务是联络几位在上海打工的朋友，请他们来发言，讲讲回家过年的感想。但问了一圈，他们都觉得没什么可说，或者从心里觉得说了又能怎么样。一圈绕下来，最后便有了我的这篇发言。

　　春节期间，它在媒体上的热烈传播，实在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甚至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写的都是自己家乡的事情，传播得这么广，我反而觉得有些不安。

　　网上的评论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倒是可以预料的。

　　我把文章发给王晓明老师(即正文中提及的王磊光的导师王晓明教授）看，他给我了这样的评论：

　　磊光，

　　看了附件，分析很真切，文化研究的视野开始有点形成了，好！

　　最后一部分令人心情沉重。从现代早期到1990年代，从农村出来到城市求学的人，总体上是能够以自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让其他没有这个机会的人信任“求学是人生正道”的，有这个信任在，城市里的进步力量反哺乡村的可能就存在。但现在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像19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的上海：出租车司机每月赚1400元，当得知我一个大学副教授每月才600元的时候，很同情地看着我：“算了，下海吧！”这里的关键是，无论城里还是乡下，一般人判断人生状况的标准是什么？钱当然是首选，但是否还有别的？无论在哪里，优秀的人通常不会很穷，如果贫富状况不是唯一的标准，优秀与否这一条标准与贫富状况的标准平起平坐，一个并不很富的人，就会因为优秀（和不穷）而受人尊重。中国的社会里，一直到80年代，这样的将优秀与否与贫富状况基本并置的评价系统（其背后是一个类似雷蒙Ÿ威廉斯所谓的“感觉结构”），大体还能维持。但现在，这个状况却普遍被破坏了，不是说过去不讲贫富，现在专讲贫富，而是过去那种相对宽阔、内部有张力的感觉结构，现在被打破了。

　　晓明

　　思客特将全文分为三部分展示，以下为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回家过年？

　　有诗人说：“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煮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宁愿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想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了。

　　文/王磊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