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今译：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经常向善的心志，只有读书之人才能做到。至于老百姓，就会因为没有可以长久经营的产业，也就没有经常向善的心志。如果没有经常向善的心志，放肆、怪癖、淫邪、奢侈的种种坏事也就没有不做的了。《梁惠王上》
孟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财产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孟子作为儒家人物，自然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但他也不是站在空中楼阁上发空论，而是主张给予老百姓产业之后才具备教化的基础。如若不然，吃不上饭的老百姓就会铤而走险，做违法犯罪的事。孟子进一步又阐述道：“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认为等到老百姓因为吃不上饭而犯了罪就去处罚他们就等于设置了法网去陷害人民。哪有仁君会这样陷害人民呢？因此孟子认为明君应该给予民众产业，“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样一来衣食无忧的老百姓才会听从这种向善的教化。
孟子所说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颠固不破的定律。历代受压迫的人民之所以揭竿而起，大都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维持生存的产业，官逼民反而不得不反。在这方面法家的先驱管仲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在《管子》中提纲挈领的一句话就是“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管子还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在这方面他堪称是孟子的知音。
为什么说无恒产则无恒心呢？因为中国有句老话：“良心丧于困地”，如果一个人连饭都吃不上，到了要饿死的境地时，没有几个会像孔子那样鼓弦作歌，说什么“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这样有骨气的话。所以如果一个地方治安状况不好，偷盗抢劫的多，一定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太穷了。而如果不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只是一味打压抓捕，就会治标不治本，甚至会造成更大的治安隐患。
不过孟子的这个定律也有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据说这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馑饿死了三千多万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使饿殍遍地之时，也不见老百姓揭竿而起，甚至连小偷小摸也极少。我父亲对我谈到那个时代，还很感慨地说：“那时的人老实到了啥程度？地里全都是粮食，就是没人偷，宁可饿死也不去偷。”那么孟子的这 个定律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失效呢？
那还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太保守，太单纯太善良了。一方面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认为偷盗是坏蛋和阶级敌人才能干得出的坏事。当时有个叫刘文学的小孩就是因为和一个偷盗公共财产的地主作斗争而牺牲，在当时被大书特书。不说偷盗会受到什么惩罚，即使身边人鄙视的眼光和和背后的唾沫星子就让人无地自容。另一方面也是老百姓的单纯善良，认为现在的局面都是底层的官员胡作非为的结果，党中央和毛主席并不知情。一旦毛主席知道了，就会来救他们的。正是因为当时没有人反抗，官方也极力掩盖，因此那段惨痛的历史至今也是一段悬案，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也无从知晓了。为此“左派”和“右派”们还整天在网上打仗。
但那只是在那种特殊年代才会发生的特殊的事。当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时，孟子定律就又发挥了作用。现在在各级政府门前时常能看到一群人扯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条幅静坐。条幅上书“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其实这些人还没有到吃不上饭，生存不下去的地步，至少和三年饥馑的年代相比，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但他们还是到政府门前上访，这就说明了老百姓的觉醒。老百姓已经不是任人宰割的顺民了，一旦得罪了他们，就会产生严重后果。
这种到政府门前静坐的行为还是比较温和的，拦马路甚至拦铁路的事件也经常发生。甚至这种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可怕的质变。比如这些年频出的公共事件，无论“瓮安事件”还是“石首事件”，虽然有坏人从中煽动，但之所以动静如此之大，影响如此恶劣，也是老百姓和当地干部干群矛盾长期淤积的结果。从中也可看出，一旦老百姓失去了“恒心”，那就不只是“放辟邪侈”这么简单了，很有可能会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如“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的省领导所总结的那样：“少数党政干部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一些部门在化解当地水库移民搬迁、城镇改造拆迁、煤炭和磷矿等矿权纠纷、国企改制矛盾久拖不决，群众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及时、满意的答复，所以矛盾集中爆发。”
因此尊重孟子的这个定律，让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才会在源头上降低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率，社会才能走向和谐。所以邓小平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是很了不起的。
但到了今天，还是出现了很多无视老百姓利益的事件：比如政府盲目搞城市建设，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和老百姓起了冲突，出现了很多因强制拆迁而引起的恶性事件。甚至有被强拆者到天安门去自焚。还有就是某些城市的城管暴力执法，经常与小贩发生冲突，也发生过小贩刺死城管的事件。再有就是国企改制，大量职工生计无着，便出现了通钢工人打死总经理的事件。这些暴力事件之所以发生都是不顾民生，剥夺老百姓的“恒产”而引起的，当政者们从中应引以为戒。
但遗憾的是某些当政者为一己之私，对待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不是是“疏”的方法，而是千方百计去“堵”。比如在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对老百姓反映的问题不管不问，却又害怕老百姓上访，影响他们的乌纱帽，设置重重障碍堵截他们到中央告状。甚至有的官员对上访者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抓起来劳教，还有的把上访者送到精神病院，这就是孟子所痛恨的“罔民”行为。这只能说明这些当政者的心虚和卑劣，从中也可愈加显出出孟子定律在今天的价值。